王选　科技产业化的尖兵

十一世纪，毕发明的印刷术，在推动华夏文明走向世界前列的过程中，曾发挥了巨大作用；900年后，西方完成科技革命，开始用先进的电子技术武装印刷业时，华夏子孙仍停留在“铅与火”的阶段。巨大的技术差距造成中国从印刷品中获得的信息量，人均只及西方的1％。西方于是乘虚大举占领中国印刷市场。

在民族印刷工业面临危险的关键时刻，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、一位富有市场头脑的科学家王选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。

七十年代中期，对于跳过当时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机式照排机，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，超越西方走过40年的道路，直接研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，并用轮廓加参数描述汉字字形的方法，解决汉字字数多、字形信息量大，不便于存储的难题，能理解的人有限，讥为“数字游戏”、“天方夜谭”的人不少。

面对非议，王选安如泰山。

十年后，王选完成1∶500高倍率汉字字形信息压缩方案，攻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最大一道难关：汉字字模存储量问题，发明领先西方十几年的先进技术。这时，他才打破沉默。

“假如当时国产计算机硬盘容量很大，我大概不会努力探索新的途径。正是由于落后才迫使我另觅新路。”他说：“这是一种社会需求的压力。”

一事当前，首先想到国家利益，并自觉地把社会需求作为己任，是江泽涵、程民德、丁石孙等北京大学老师，传播给青年王选的。经燕园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传统和“勤奋、严谨、求实、创新”学风熏陶，在大学3年级，王选即将这个志向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。当时我国计算机科研刚起步，新建的“计算数学”教材尚不齐备，他即毅然选择应国家急需新设的这个专业。并在1958年毕业留校后，立即全身心投入中型计算机研制工作。

他吃住都在实验室。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半夜12点。关键时甚至连续加班三四十个小时。累病回家每月只能领到微薄的劳保工资，在病榻上仍坚持工作。用90％的时间从事ALGOL60编译系统研制；10％的时间探索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。软件（software）一词尚未问世，他已能从事软、硬件结合研究，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。数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，足以支撑他登上计算机科学高峰。

1975年春末，周恩来总理批准立项的“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”即将上马的消息传到北大。王选立即抓住这个机遇。并以科学家的远见卓识对“汉字通信、汉字情报检索、汉字精密照排”3个子项目的前景，做出准确的分析判断：“其中，汉字精密照排将给印刷业带来一场革命。这场革命发展下去，将对出版形式和内容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”不等不靠开始准备工作。从大量外国文献中吸取营养；同国际一流计算机专家进行交流；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夯实软、硬件知识基础；在打通一个又一个“瓶颈”障碍中，终于寻找到创造的源泉。

王选非常清楚，达到这一步，便具备与西方同时甚至更早萌生新思想的可能。凭借这样的信心，对要否直接进入“四代机”研究和进入后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，再次做出超常的准确判断：二代机没有前途；三代机正在走下坡路；四代机将占领市场。

科技人员和他的研究课题，能荣幸地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，及中央部委负责干部多方面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扶持的，为数还不多。

1975年10月，在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“汉字精密照排技术方案论证会”上，有四五家研制单位介绍自己的方案。王选提出的四代机方案，获专家好评。但会议最后却决定选落后的二代机作上报方案。接着当时的北京市出版办公室正式发文，规定用二代机方案，并要求北京大学承担二代机排版软件的研制任务。

这对王选不啻是十分沉重的打击。尽管心情十分沉重，他首先想到的却是“决策失误不仅要给国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，还将延误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，建设四化的进程”。坚持据理力争，并更加努力地投入四代机研制工作。用实际效果去争取支持并转变人们的认识。这一招确实灵验。他得到十几个中央部委和新闻机构的帮助。当时的四机部副部长刘寅和计算机局局长郭平欣、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局长李瑞、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、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、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、国家经委副主任范慕韩、新华社社长曾涛、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等的全力支持，避免四代机夭折。但是，随后而来的盲目引进，又把四代机置于困境。而且，这一次形势更严峻。王选不得不越级到国务院主管部门反映情况。

1980年2月22日，当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同志，在写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长信中，说：“北大等单位对‘中文激光照排设备’的研制，已有显著成效，技术接近成熟，解决了汉字缩小和放大不变形的问题，有几项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”，“对于该项目应予积极支持”，“各有关单位应和北大共同配合，集中力量，将这一项目搞得更加完善，开花结果。”

10月25日，小平同志在方毅副总理的有关报告上，批示“应加支持”。

王选如坐春风。比王选起步早的北京、上海、云南几家重点大学、科研机构，判断失误，选型不当，正骑虎难下。王选却以超过他人几十倍的高速度，领导课题组成员直抵胜利的终点。

1981年7月11日，由王选领导数学、物理、中文、电子专业人员联合攻关完成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通过鉴定。它标志汉字印刷新时代到来，并引发全球华文报业印刷出版业变革。

王选乘胜前进，接着又相继发明汉字字形信息高速还原技术、不失真文字变形技术。

王选的发明获得中国十大专利发明金奖、先后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、两度被列为国家十大科技成就，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等20多个奖项。他为此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、人民教师等7个光荣称号。

奖项越高，荣誉越多，王选感到“自己负债越重”。他说：“国家拨给激光照排系统的1000多万元科研经费尚未收回，自己谈不上有任何贡献。”

成果通过鉴定，他立即奔波于主管部门、生产工厂和用户之间，做成果商品化生产并促成一个产业的落实工作。并取得北大党委支持，与一家校办企业合作，成立北大方正集团。从创新研究开始，导致有生命力的产品问世，然后直接孕育出一个新技术企业，有力地推动以文理为主的北大快速进入国民经济主战场，在科教兴国的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。

依托北大多学科、人才荟萃的优势，方正建立起“顶天立地模式和一条龙管理体制”。从中远期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系统测试、销售、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，上游是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，中游是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，下游是方正集团公司。科技“顶天”、“立地”，市场将上、中、下游打通。有力地推动方正不断实现技术创新，并开拓新市场。

现在，方正是全世界第一个在境外拥有上市公司的大学企业，全球最大的中文电子出版系统的开发商和供应商。国内1000多家报社、6000多家印刷厂靠方正提供的技术印刷出版。曾被西方公司占领的印刷市场，被方正全部收回。实力雄厚的外国公司宣布：“在汉字激光照排领域，我们已放弃与中国竞争。”现在，方正不仅拥有占80％的国内报业、占90％的海外华文报业照排市场份额，而且新技术、新产品覆盖新闻、出版、多媒体、硬件制造、动画制作、电视台流程管理、办公自动化、指纹识别、精细化工等多个领域。1992年至1997年，方正在全国电子行业的排名上升30位，成为第7名；年产值以年增十亿元速度递增，从4．2亿元达到60亿元。去年向国家上缴利税3．3亿元。每年上交北京大学3000多万元，并无偿资助学校科研、教学。

王选的“欠债”早已还清。自开始研制以后的18年间，他几乎从未有节假日，甚至在妻子患癌症做手术后，承担起繁重家务，仍坚持工作。但他内心的负债感却丝毫没有减轻。在同方正的年轻人聊天时，至今仍把国家的1000多万元投资经常挂在嘴边。

现在，王选是中科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。5年半前，他脱离技术一线工作，一年半前脱离管理工作。“脱离”的目的，是便于集中精力培养接班人。这件事从他当上北大教师那天起，就从未放松过。年过半百，方正成立后，抓得更紧。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本里，密密麻麻记满了方正几百名技术开发人员的兴趣、特长、个性、导师评语和点滴进步。“我一有时间就会琢磨该把哪个青年放到哪个位置上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人的潜能。”他说：“看到年轻人出彩是最令人高兴的事，浪费人才的青春年华最令人痛心。”

年仅29岁的博士阳振坤发现，纯软件栅格图像处理器（RIP）方案将成为未来主流发展方向，并将这一想法告诉王选。王选不仅支持这个方案立项，并任命他牵头组织开发队伍。他和7个年轻人用2年半完成西方用8年完成的工作，产品投放市场大获成功。王选非常高兴。小阳在研究中提出的一种新算法，取代王选的一项欧洲专利内容。王选更是兴奋不已。不仅建议破格晋升小阳为教授，并提议任命小阳为方正技术研究院副院长。

在外企工作的邹维不缺钱花，但为才能无处施展苦恼。他慕名拨通王选办公室电话，王选第二天就同他见面。听完王选的分析，小伙子当场决定离开外企，加入方正。王选根据他的特长，将一项重点项目交给他承担。他同一名叫郭宗明的年轻博士一道，不仅很快拿出成果，填补国内空白，并且成果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。

汤帜是王选的学生。攻读博士期间，王选关心他的学业和生活；取得学位后，关心他的终身大事；安家以后，关心他的身体健康。他说他难以报答导师厚爱。每天努力工作，主持开发的飞腾排版系统，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同类水平。并打入日本市场。现在，日本有6家报社等使用这个系统。